Abstract: Globalization time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globalizati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seems to be irreconcilable, but that is really a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paper, the profound meanings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 are argued.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globalization is not opposite of localization, nor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fact , globalization is firstly the globalization of modernity. Localization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but globalization is only an endless course, its last trend will not be the un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but the multivariate which leads to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local cultur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culture

在现代语境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然成为了一个极具扩张性力量的“现代性”（modernity）概念。由于它蕴涵着不可剥离的现代性意味，且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类目的论的价值期待，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正在成为一个表达现代性价值目的的关键词语，因而它不仅拥有着日益普遍化的事实描述性和经济解释力，而且也日益被赋予了一种超经济的价值评价性和跨文化的话语权力。

按照通常的理解，全球化是一个以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为主体的“话语”领域。在今天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话题中，“全球化”这个字眼俯拾即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和听到人们不假思索地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巨大无形的力量，正把世界强行推进到一个叫做“全球化”的时代。当代分析解释学哲学家保罗·利库尔在《历史与真理》一书中的一段话曾被许多谈论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广泛引用:

全球化的现象，既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又起了某种微妙的破坏作用。它不仅破坏了传统的文化，这一点倒不一定是无可挽回的错误；而且破坏了我暂且称之为伟大文化的“创造核心”，这个“核心”构成了我们阐释生命的基础，我将称之为人类道德和神话核心。由此产生了冲突。我们的感觉是：这种单一的世界文明同时正在对缔造了过去伟大文明的文化资源起着消耗和磨蚀的作用。除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效果外，这种威胁还表现在它呈现于我们面前一种平庸无奇的文明……在世界各地，人们看到的是同样低劣的电影、同样的“角子老虎”、同样的塑料和铝制品的暴政、同样的由宣传所歪曲的语言，等等。看来似乎人类在“成群”地接近一种消费者文化的过程中，也“成群”地停顿在一个次文化的水平上了。于是，我们遇到了正面临着从不发达状态升起的民族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走向现代化，是否必需抛弃使这个民族得以生存的古老文化传统……从而也产生这样一个谜：一方面，它必须扎根在自己历史的土壤中，熔炼一种民族的精神，并且在殖民者的个性面前显示出这种精神和文明的再生。但是，为了参加现代文明，它又必须参与到科学、技术和政治上的理性行列中来，而这种理性又往往要求把自己全部的文化传统都纯粹地、简单地予以抛弃。事实是：每个文化都无法承受及吸收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的谜：如何又成为现代的而又回到自己的源泉；如何又恢复一个古老的、沉睡的文化，而又参予到全球文明中去。

显然，利库尔对于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冲击和破坏是极为担忧的，他把全球文化说成是平庸和低俗的文化，认为全球化和现代化必将毁坏和抛弃传统文化，并对两者如何协调统一提出了无可奈何的疑问。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利库尔的观点，但大多数人都同意，全球化时代的确是一个充满着种种冲突与矛盾的时代。尽管“全球化”早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然而人们对于其概念与涵义的理解，却往往是事实与想像混杂，理性与情感参半，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表明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如果说，一般地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还不足以唤醒我们许多人对于新文化建设的紧迫感，那么，在全球化的现代化过程中，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和前途问题，就的确明白并急迫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成为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建筑领域，全球化的一个典型和集中的表现就是今天建筑文化的国际化和城市空间、形态的趋同现象。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迅速展开，随着民族文化的觉醒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世界文化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这两个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的交织和冲突，使今天的世界建筑景观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令许多建筑师和批评家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无论是北京、上海，或是香港、台北、曼谷、汉城，以及纽约、芝加哥，城市中的大部分地区都失去了个性，彼此十分相似。全球化对中国的城市与建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城市规划以及建筑设计领域内国际建筑师的参与，中小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特色，在城市空间尺度和形态上模仿大城市。全球化话语淡化了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由此而引发了城市空间和形态的趋同，而我们对此也已经熟视无睹。”

所谓“熟视无睹”，反映了我们建筑界在面对因全球化而导致当代城市和建筑日益趋同这一现象时，所表现出的迟钝、麻木和缺乏思考。但是，全球化的影响实在无法绕过。在过去短短几年里，许多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和事务所在中国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中屡屡中标，而本土建筑师也在与国际的“接轨”中越来越失去了本土文化的特点。这一局面最终还是迫使人们，特别是建筑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有人批评今天的中国正在将我们自己的土地变成“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也有人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建筑师的饭碗会因此而被洋人抢了去。但是显然，面对全球化的影响，仅仅以这样一种感情用事的方式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学术和学理层面的探讨。

在学术和学理层面上，迄今有关全球化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或“可普遍化的”（universalizable）；另一种是所谓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或文化多元论（plumlism of cultures）的。前者确信，全球化将成为人类现代化社会运动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后者则认为，由于文明类型的多样性和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全球化即使可能成为人类现代化社会运动的必然趋势，也只可能表现在现代经济生活的显型层面，甚至只可能呈现为世界经济的相对普遍化的联系或共生，而不可能深化为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趋同或“一体化”。因此所谓全球化的概念，仅仅只是具有相对的经济学意义，而且是某种薄弱程度上的经济学意义。

有关全球化的上述两种观点同样反映在人们对于建筑文化全球化的理解和阐释中。有论者指出：趋同是相对于差异性，尤其是地域差异性而言的；只要地域条件和文化的差异还存在，所谓“趋同”便永远只具有相对的含义。所以不能把趋同作为建筑创作的原则或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把那些有意趋同的东西称为创造的话，那么它只能说是一种不假思索的创造。但是与之同时，也有人认为，趋同虽令人生厌，却又让人无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地方和传统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强势文化沙文主义的进逼，是一个虽不情愿却属必然的趋势。因为建筑是时代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建筑；并且建筑首先是要实用，而后才反映时代、历史，所以不应简单地埋怨建筑师个人。既然时代已经变了，资源和生活的关系也必然要随之改变。一个民族渴求代表自己文化传统和形象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仅仅只是把这种东西理解为（或寄托于）某些过去时代或特定地域的建筑符号、形式或风格，那显然是十分肤浅的。在此类讨论中，人们自然较多地涉及到了与建筑文化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地域性”问题。

所谓“地域性”，虽然也常常会反映在建筑的外在形式上，但更多地并且首先地还应当表现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反过来看，趋同也是如此。比如建筑隔热，能带来更好效果的新技术、新材料可以普遍地应用在几乎每一处建筑上，却很难说这是一种趋同。而地域建筑文化中的那些使自身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有特色的东西，是那个特定地域和文化中的人们依据其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在建设自己的生活家园时自然得出的自己特殊的解决方式。但是在今天，这样具有自觉的地域文化关怀而又获得成功的建筑并不多见，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所谓趋同的现象。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今天的城市空间和形态的趋同，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化话语淡化了中国建筑文化中的主体意识，使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偏差。这很容易令人想到日本建筑的现代化历程。我们知道，日本近现代建筑也曾经历过亦步亦趋，跟在西方后面“爬行”的历史；但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强盛，日本又重新拾回了自信，坚守并重振了民族文化，终于涌现出许多世界级建筑大师。所以，有人指出：当一个民族强大到对自己的文化足够自信时，在文化取向上就会自觉地抵制趋同。

这里我们面对的首先是一个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

其实，“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突发性的现代事件，更不是一个纯粹的世界性经济事件。它确实是一种全球一体化的社会运动。而且历史地看，其目标甚至首先指向的便是文化价值方面，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用以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普世主义理念中，我们便不难看到这一点。而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一种全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文化价值观就已经被当作另外—种“新大陆的发现”在全世界弥漫开来。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它比“商品市场”的全球一体化更深刻地反映出全球化的现代性意义。如果说，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以哲学认识论的方式论证并确立了知识与理性的普遍权威，从而为现代版的全球化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的话，那么，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则以社会政治哲学的方式树立了自由与平等的现代人道主义旗帜，从而为现代新型普遍主义构筑起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石。而作为现代启蒙思想的集大成者，德国哲学家康德则以其极具综合性的三大理性批判（即“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批判），打通了从普遍知识（理性）到普遍实践、从个人内在的德性（良心发现）到社会普遍伦理（义务规范）的逻辑环节，进而又从自由主义的个人道德观念中开出了普遍理性主义的“世界公民”理想，为现代版的全球化理念建构了一整套价值人类学原理，这就是：人类的普遍理性、普遍意志和普遍目的的原理。至此，一种现代主义的全球化图像终于被哲学地呈现出来，完成了它最高的逻辑表述。

与这一逻辑表述相平行的线索是，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想像开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同样展示出现代人类对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不懈追求。无论是前者对人类“公社”或人类“共同体”的形形色色的猜想或实验，还是后者对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国家的科学预期与初步实践，都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人类理想的理论贡献，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辨别出其间的诸多歧义，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理论歧义。与上述理论逻辑的表述所不同的是，这种对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追求不单是在理论地构想着全球人类一体化的理想，而且以社会行动的方式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曾经进行过多次社会乌托邦实验，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先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理论旗帜。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史实。